我怀念那些实地考察!
1985年初,我离开了义静省委历史研究委员会。由于妻子生病、孩子们挨饿,我不得不调到安城县工作。到达后,我很幸运地被指派收集资料,准备编写该县的历史书籍。此外,我还负责文化艺术工作的咨询,因此有机会结识许多作家和记者。
1985年初,我离开了义静省委历史研究委员会。由于妻子生病、孩子们挨饿,我不得不调到安城县工作。到达后,我很幸运地被指派收集资料,准备编写该县的历史书籍。此外,我还负责文化艺术工作的咨询,因此有机会结识许多作家和记者。
当时,安城县正配合乂静省文艺协会筹备编纂《在潘当流的故乡》诗歌文学集,我受命带领陈友忠、洪如、潘文恕、景原、阮国英、潘世披……到著名风景区和典型农业区去了解现实情况。
县委和县政府预留了两辆车,让代表团进行为期三四天的实地考察,白天前往基地,晚上住在县招待所写作。在这次工作考察期间,我每回到一个地方,都能看到陈友忠先生对当地道路了如指掌,对每个村庄、每个地区都有着深刻的了解。写作一周后,大多数作家、诗人和音乐家都创作出了关于安城的新作品。仅陈友忠先生一人就创作了长达七页的回忆录《我们今天的故土》,读起来引人入胜,别具一格。
此后,我向县领导建议,邀请陈友忠先生和黎国安先生合作,帮助县里清查、记述、了解各村尚存的历史遗迹,翻译一些中文文献,如村志、石碑、族谱、大字、排比句等……对于一个刚刚进入行业的新干部来说,刚刚读过几本关于安城的古代史料,当时汉字还是零,能遇到诗人陈友忠和黎国安先生,两位档案馆的馆员,两位故乡的学者,就如同捡到金子一样。
于是,我们开始了乡村之旅。远的地方我们开车,县里的公共汽车载我们来回,近的地方我们骑自行车。那时,县里还没有摩托车。Thung 先生还很强壮,所以他骑自行车四处走走。按照 Thung 先生的建议,我们去的第一个地方是 Ke Sung 村,它的中文名字是 Quy Lang 村,属于 Lang Thanh 公社,作为一次回归源头的旅行。Ke Sung 村是一座古老的村庄,位于 Bo Bo 山脉脚下,这里的地点和历史遗迹标志着北方统治者首次选定这里作为 Chau Dien 的首都,那是唐朝 Trinh Quan 元年,按照越南历法是 627 年,距今已有 1300 多年。
胡朝的祖先胡兴达叔叔也来到这里建立郡都,统治着广阔的边境地区。公元664年至676年,高边(通常被称为高王)来到这里,在同辉耶山和甘山的山峰上留下了传说。回到归陵后,Thung先生和Nguyen Xuan Phau先生带我们去了林子。1967年,乂安省的作家和诗人曾在这里举行会议,成立乂安文学艺术协会。Thung先生还提到了几排座位的位置,这些座位是为中央代表预留的,例如作家裴显、诗人春琼和其他嘉宾。
在归朗,我们遇见了归朗村的许多老人和手工艺人,记录下了许多关于这个安城稻作乡典型古村落的有趣故事。白天,我们去宋公祠遗址,去太氏烈寺诵读对联和碑文,或者去各个村落拜访老人。晚上,我们聚集在阮春福家,彻夜长谈。光是讲述归朗村的故事,就已经热闹非凡。
桂朗这片土地和人民似乎积淀了乂族人丰富的文化历史底蕴、风俗习惯和性格特征。不知从何时起,这里的人们流传着许多关于桂朗人“俭朴至极”的故事,关于桂朗女孩以美丽闻名于当地却又调皮捣蛋的故事……
在归朗村待了几天,我们去了竹下村,去拜谒了状元白宥的墓地。我们看到,乂河地区开国元勋的墓地位置优美,头枕着黄翁,脚伸向东海。然而,看到墓地依然简陋,“只是路边的一块泥土”,Thung说道:“现在我们还在为土豆和米粒发愁,没有条件修缮它,等有条件了,我们会把它修缮成一个供游人参观的地方。”走进白宥家族长的家,我们看到了敕令和安放在米盘上的状元白宥的牌位。我们听到族长说:“这里的白宥家很穷,只有六户人家……”Thung说:“每户的户主也很穷。”
从白辽状元的墓地到安马村,通先生带我们去为陈廷风先生上香。这位老学者的墓地就在安马村的入口处,村里有一块博士碑、一个莲花池,还有许多古树。1932年,当时的工程师们在这里挖河时,包括徐潘诺冯先生在内的测量人员都远离了学者的墓地,所以挖河时没有打扰到先祖的坟墓。但1976年,挖瓦北渠时,却正好穿过了古墓的中间,不得不挖到村后的山上。通先生提到:“挖瓦北渠,导致协和村涵洞坍塌,一百多名年轻人丧生,这是大罪,但毁掉学者的墓地更是大罪。”
我至今仍记得一件事:我们一行人正在参观官府陵墓遗址时,听说诗人陈友忠回来了,一群安马村的村民出来拜见诗人。在这大批村民中,有一位是陈友忠的曾孙陈廷居先生,他坚持要邀请我们去参观官府的花园。途中,我们跟随陈廷居先生来到了安马村。那片花园很大,坐落在山坡上,自土地改革时期以来就被三四户人家瓜分了。陈廷居先生请我们吃了一顿煮红薯和绿茶。
他讲了一位老官的故事,他留下了一堆藏书,堆满了房子的五个房间。1954年底,改革小组来到这里扎营。天气太冷,他们把书烧了一个月。队长们说他们要烧掉所有封建地主的残余,于是他们把一切都烧毁了。我母亲偷了一本《清溪行志》,现在她的子孙们要求把它作为文件送到县里。听到古叔这么说,通哭了起来。那天,我们离开老官家时,默默地走着,谁也没跟谁说过一句话……
我悠闲地走村串户,收集了更多资料。有时,我还能从老农口中听到一些有趣的民歌,我们笑得肚子都疼了。通先生以为只是玩玩,就对我说:“记得记在笔记本里,它可是金玉良言。我们以前农民生活很艰苦,唯有风趣幽默,说些谎话,才能抵挡风雨、饥饿和苦难……”然后他大声朗读了民歌的内容:每当这时,我总能看到通先生眯着眼睛,露出一丝顽皮的笑容。
一次,路过富清乡春岛村,他读到“吃春岛,吃春岛”这句话,便解释道:田泰乡春岛村,春岛人吃得好,干得好。春岛人一次吃一公斤多米,挖的土却相当于三四个村民的劳动量。春岛人听说“那个群体”很强大,有早婚的习俗,生孩子多。女孩十三四岁就出嫁了。也正是因为生孩子多,尤其是生男孩,在勤王运动时期,春岛村成立了一支名为春义会的青年队,由王实先生指挥,他加入了阮春温的军队。过去,我国在还田兵中战斗力很强,还田兵大多是农民子弟。
我们跟着童先生去田野考察,见他为人淳朴老实,便对他百般迁就,一杯好酒,一碗苦茶,悉心照料。他去县里帮忙了几个月,回来修缮母亲在奠明的房子时,县里的官员想给他一点钱,再送他一吨石灰,但他拒绝了。我跟着他回到奠明,偷偷地把钱给了当时负责房屋修缮的《古盖松林》作者阮忠峰先生,并请他转交给童先生的妻子方女士。
在家待了几天,他回来了。他说,工作不做完,他就不肯回家休息。这就是Thung先生的性格,只要是他帮忙的事情,他不管白天黑夜都会去做,做得一丝不苟,但并不是每件事都一帆风顺。有一次,我安排Thung先生去Hoa Thanh公社的长老家翻译文件。当时正值六大,党提倡革新,但公社仍然很穷,人民还在挨饿,没有商店,来公社的客人都要提前订好餐点才能吃饭。那天,我先去了公社,安排在Phan The Phiet先生家做饭。我们约好早上8点和公社干活,可是等到中午12点多,还是没看到Thung先生和Phau先生下来,我们就留了点饭给他们,先吃了,好让公社的人下午干活。
晚饭后,我等了很久,直到下午四点,才看到Thung先生他们慢慢地骑着自行车下来。Thung先生低声说:“我们约好早上八点上班,结果路过县文化馆,Nhat Tan先生请我们进去,给我们反馈一下关于丁江的新歌,还准备了一瓶好酒,乐手和歌手们也刚到。我们走了两公里,花了一整天才到这里,请谅解。我们晚上再干活吧。”我不禁苦笑,这又有什么办法呢?Phan The Phiet对我说:“这才是真正的Tran Huu Thung……”
跟随Thung先生的实地考察让我更加了解安城的土地和人民。结合我多次收集的资料,我于1989年完成了《安城郡史》一书的写作。该书付印当天,郡政府邀请了陈友忠先生、阮春福先生、景元先生、潘文恕先生、黎国安先生等出席新书发布会。秘书为Thung先生送上了一块白布……
如今,2010年冬末,国家因创新而繁荣,想起已经“老了”的诗人、艺术学者陈友忠先生,现在我重写历史的故事,回头看他的照片,我看到他似乎眯着眼睛微笑着。
戴莱创作营,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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