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氏义同志——坚定的共产党员、中部地区党委优秀交通通讯女战士
1930年至1931年义静苏维埃运动期间,数以千计参加革命的干部、党员和群众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许多人英年早逝,许多计划、梦想和抱负尚未实现,阮氏义同志便是其中之一。
阮氏义本名阮氏恒,1909年出生于兴安省安市县。阮氏义出生并成长于一个充满传统气息的土地,每天目睹奴隶们的悲惨生活,她很早就意识到爱国青年的责任。她当时热情地阅读各种进步文献和书籍。20岁时,她加入越南革命青年协会,积极投身爱国活动。为了贯彻“无产阶级化”计划,她先后在海防碗厂和河内南疆砖厂当工人。在工厂与工人们一起生活和工作期间,她积极宣传革命,向兄弟姐妹们普及进步思想,并与他们分享封建殖民统治下妇女的苦难。在启蒙之后,她动员并带领工人们挺身而出,与工厂主抗争,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并反对殴打、罚款和解雇。通过这些斗争,工人们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解放意识得到了显著提升。她的活动逐渐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并被秘密警察通知工厂主将她驱逐出工厂。

1930年,阮氏义同志荣幸地加入越南共产党。当时,义静省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特别是工农群众配合默契,掀起了一股强大的斗争浪潮,威胁着敌对政权。阮氏义同志受组织委派,直接前往荣市和滨水市的工厂工作,负责宣传和动员工人。阮氏义同志在荣市北岐工厂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工人群众,了解工人的愿望,分析并向他们说明必须为革命而斗争,解放自己。她灵活及时地宣传党的一切政策和路线。她与黎越传等同志密切配合,乐猫,黎端素……领导工人反抗工厂主,组织散发传单支持义静人民的斗争,并协调义禄县和兴原县的农民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法国殖民者落实他们的诉求。在1930年至1931年的革命运动中,我党特别重视通讯工作。除了公开的通讯员外,党支部还准备了秘密的后备通讯员,以便在敌人的恐怖活动更加猖獗时使用。就在1930年10月的中央会议上,我党还发布了一项决议:“上下级党委必须始终保持密切联系,使党和群众不致疏远。我们必须组织多种通讯方式,以便相距遥远的党委能够迅速、专业地交换信息。”(1)。
从1930年中期开始,义静苏维埃运动遭到法国殖民者的血腥镇压。
当时的问题是,义静革命运动需要中央委员会的密切领导,需要优秀且久经考验的交通干部。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委托阮氏义同志负责中央委员会与党中央之间的特别联络任务,特别是荣市至河内路线的联络。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需要智慧、创造力和勇气。当时,敌人的监视十分森严。阮氏义同志不得不想方设法伪装自己,以摆脱敌人的监视。她不得不假扮黎端淑(荣市—滨水省委执行委员会委员,主管兴原和宜禄省农民运动)的妾,以便将秘密文件送到党组织的安全地点。
阮氏义同志从荣市到河内出差时,遭到敌人包围。敌人知道她是危险目标,便用尽各种手段审问她,试图找到她的下落。他们把她带到了荣市——滨水市的所有工厂,希望找到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但一无所获。他们立即把她带到荣市秘密警察局。秘密警察局长Bie用尽各种手段,从色诱到酷刑,逼迫她招供。但阮氏义同志仍然不肯招供。Bie像野兽一样暴跳如雷,叫来手下对她进行拷打。有的对她拳打脚踢,有的用警棍,有的把她摁起来往她嘴里灌肥皂水。更残酷的是,他们用电线和铁棍击打她的要害,用烧红的钳子从她的手臂和胸部割下肉块,让她多次死去又复活。清醒时,她告诉自己,即使死了,也要保护党、保护秘密工作、保护党的领导人。有一次,法国人的得力助手巴涛来引诱她,她咒骂他。还有一次,她朝比伊脸上吐口水,比伊一怒之下用钳子拔掉她的牙齿,给她注射毒药。从此,阮氏义就不能说话,只能嘟囔着做手势。敌人把她押到河内检查,看看她是不是真的哑巴。他们还把政治犯关在同一间牢房监视她,但各种伎俩都不起作用。最后,他们不得不把她送回荣市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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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主义的监狱里,政治犯们对这位来自北方的女孩勇敢无畏的精神既同情又敬佩。他们给她礼物、糕点、药品,鼓励她,劝她振作起来。当伤口的疼痛减轻后,她开始了解狱中情况。白天,她装作哑巴,晚上则与狱友们商讨狱中的工作计划,比如组织女囚进行文化政治学习,设立救济基金,并教导女囚们如何宣传和教育士兵,让她们明白革命者不是敌人,而是工农兵的亲密朋友。一些开明的士兵成为女囚们的积极帮手,特别是把外面宜静苏维埃运动的消息带给狱中的女囚们。
严酷的监狱制度、残酷的酷刑和毒药,使阮氏义同志病入膏肓。狱友们竭尽全力帮助和照顾她,却始终无法治愈她。1931年5月17日,阮氏义同志在荣市监狱英勇牺牲,令战友们悲痛万分。在荣市监狱服刑期间,她写下了《我的灵魂依然存在》这首诗,表达了她的革命意志和共产党员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弥留之际,她用尽全身力气,念出了这样几行字:
“龙仙子,吾国子民
我们的国家可能已经消失,但我们的灵魂依然存在。
只要有天空、水和山
只要有敌人,我们就会战斗。(2)
笔记:
(1)《全党文件》第二卷,第114页
(2)乂安妇女运动史,1996年,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