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副总理武宽关于越南外交文化的文章

谨介绍前副总理的文章：

在召开全国文化大会、全国外交工作会议，贯彻落实越共十三大决议精神后，我突然对“外交文化”产生了一些思考，认为它是越南人民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的行为哲学。此外，“外交”被认为是“处理国际关系的科学和艺术”，因此它本身就具有文化内涵。

我们的祖先在数千年的建国卫国历程中，培育了许多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其中包括独特的外交文化。胡志明外交思想正是李朝、陈朝、黎朝、西山朝等辉煌王朝积累的宝贵价值的结晶和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仅将胡伯伯尊为“民族解放英雄”，还授予他“杰出文化人物”的称号，这绝非偶然！

“外交文化”的内涵非常广泛，这里我愿意大胆地分享四个突出的特征群，即：目标坚定、品格仁爱、精神豁达、行动灵活。

世界上很少有民族像我们这样，在历史上为了保卫国家免遭比我们强大得多的外国侵略而浴血奋战。亡国之痛，孕育了我们人民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钢铁意志。

胡志明主席76年前宣读的《独立宣言》有力地肯定了民族的这一意志：

“越南有权享有自由和独立，事实上已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全体越南人民决心奉献全部精神和力量、生命和财产，来维护这一自由和独立。”

越南外交文化与捍卫国家独立和人民自由的钢铁意志紧密相连，始终蕴含着和平精神：正如胡伯伯曾经强调的那样，越南希望“与所有民主国家友好，不与任何人结仇”。他秉持这种和平精神，积极开展外交活动，维护和平，例如1946年3月6日签署的《初步协议》，以及9月14日在对法国进行为期五个月的正式访问期间签署的《临时协议》，为应对不可避免的入侵战争争取更多时间。

人文精神是越南外交文化的另一项与生俱来的特征。越南人在维护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从未心怀民族仇恨，相反，他们始终将人民与战争势力区分开来；战争结束后，他们也始终表达“放下过去，展望未来”的善意。这种品质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能够赢得人心，包括那些曾被卷入侵越战争的人们。作为一名外交官，我个人有很多机会与他们接触，包括后来在相关国家政商界担任要职的人士。

越南人民以悠久而丰富的文化遗产为傲，我们从不封闭思想，而是始终乐于接受东西方文化精髓；敏锐地把握时代进步的重大潮流；在谈判中始终坚定捍卫权利，但不傲慢自大；在交流中始终开放，但不卑躬屈膝；在行为中始终谦逊，但不卑躬屈膝；在款待贵宾时始终体贴周到，但不拘谨......

关于人类文明，胡志明主席早在1919年就评价道：“原则上，普遍进步取决于国际主义的发展，文明只有在国际关系得到扩大和加强时才有益。” 胡志明主席开放精神的另一个证明是，在抗法战争前夕，1946年12月他致函联合国，表示：“越南愿意对民主国家实行开放与合作的政策”，并表示只有在当今融入国际社会时期才能实行非常开放的合作形式。

在革命斗争特别是外交斗争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行动方法，其类型多样、性质复杂、效果有效，明显体现了越南文化的独特性。

关于权力与外交的关系，胡伯伯曾强调：“我们必须依靠实力。有了实力，外交才能赢。实力是锣，外交是声音。锣越响，声音越大。”（1）这并不意味着外交起着被动的作用；相反，外交的成功对加强现实实力做出了实际而巨大的贡献。

所谓“实力”，应当理解为“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结合，体现为民族文化的精髓、全民不屈的意志和团结一致、事业的正义性、政策的正确性、领导和管理的敏锐性。

根据每个问题、每个时间和每个伙伴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胡伯伯建议的“我们的原则坚定，但我们的策略灵活”、“我们必须放眼广阔，慎重思考，坚决而毫不留情地进攻，两头不进则退，时机合适也能成功”等都是越南外交的典型特征。

越南外交把民族事业置于时代潮流之中，始终高举“民族力量与时代力量相结合、国内力量与国际力量相结合”的旗帜，不断增强自身力量。

上述哲学思想巧妙地运用到整个革命事业特别是外交活动中，为我国人民76年来取得的伟大胜利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可以说，我们的祖先和胡伯伯留下的外交文化是越南文明的“国宝”。

巧妙运用外交文化价值观不仅是专业外交官的职责，也是在国家与外部世界空前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各行各业、各阶层乃至每一位公民的必备素质。人们认为，无论是在国内与远方朋友交往，还是在国外，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大使”，向国际社会传播民族文化精髓，特别是越南外交文化。然而，在对外交往中，有些人不仅没有“展现”出自己的美，反而暴露出丑陋不堪的一面。如果不洗刷这些污点，民族文化和越南外交文化都将受到影响。

秉承胡伯伯“文化照亮民族前进的道路”的理念，我们相信，外交文化将照亮越南外交不断进步的道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带领越南走向辉煌的舞台，与世界朋友并肩站在一起，正如胡伯伯一直希望的那样。

（1）《胡志明全集》，河内国家政治真理出版社，2011年，第1卷，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