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安置区的文化认同——对失去的恐惧
(Baonghean)-迁建6年来,在稳定群众经济生活的同时,保护安置区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当地政府十分关心的问题。
从水库到安置区,民众生活艰难,面临诸多挑战:生产用地不足且不稳定,民众不熟悉新的耕作方式。安置房和基础设施系统迅速老化损坏。传统市场消失。由于上述困难至今未有显著改善,民众生活依然不稳定。温饱问题依然是民众的日常关切,而对文化价值传承的关注则显得遥不可及……
来到青山乡(Thanh Chuong),了解安置区居民文化认同保护和弘扬情况时,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魏忠水说:“政府致力于动员民众保护传统文化活动,但很多传统文化逐渐失传。只有少数老人掌握着文字,年轻一代懒得说泰语,只喜欢说京语。饮食和衣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人们主要穿成衣,全乡只有几户人家有织布机。”
织锦已无人问津,身着艳丽衣裙的妇女形象只残留在古老的记忆中。米酒文化的组织者寥寥无几。那些主持表演和念诵仪式咒语的人也逐渐淡忘了它。情歌和对歌只有在春节才能举行。泰国文化始终与河流溪流息息相关,但如今,河流干涸,溪流细小,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也逐渐枯竭。
“新式”吊脚楼是用砖块和水泥建造的。
我们怀着对古老文化之美的深切向往,表达了想见见那些代表整个民族文化的稀有工匠的愿望。水同志犹豫了一下:“差宫一村有郎家宣先生,他用泰国古调谱写诗歌。金章村有梁文进先生,他保存着乐器和歌曲。至于克木族的锣鼓文化,清化村有坎占先生。恐怕他们忙着去森林、去溪流,不在家。”
我们询问村民,得知宣先生和田先生很久没听过诗歌和音乐了,因为他们衣食无忧,又无人倾听。至于宣先生,或许是因为小儿子是公社十多个吸毒者之一,他感到难过,所以对写诗和读诗毫无兴趣。我们赶到家时,正如水同志所说,宣先生和田先生正在捉蜗牛,去森林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只看到坎占先生坐在棚屋下削竹子。
他断断续续地说着,不知是因为工作繁忙,还是因为“锣都卖光了。低地的人来买,每个1000万越南盾,但因为没米吃,就只好卖锣了”的羞愧和难过。问起锣的事,住在坎占先生家隔壁的金多村(旧)前书记兼村长文德胜先生邀请我们去他家看看他家珍藏已久的公锣。他说,全村81户人家(其中三分之二是克木族),只剩下一对公锣和母锣,逢年过节和新米节才会敲。锣声回荡了一会儿,戛然而止,仿佛金多村椰子树下的吊脚楼在他眼前一闪而过,又模糊了……
清山公社清化村(Thanh Chuong)的Moong Duc Thang先生与仅存的男锣。
上述情况也体现在Tuong Duong县Nga My乡Vang Mon安置村的O Du族的文化衰落中。作为我国最古老但人口最少的族群之一(人口超过600人),O Du族目前正在因各种原因逐渐丧失其文化认同。在这个安置区,几乎无法区分O Du族的吊脚楼和泰国族的吊脚楼。(O Du族的吊脚楼过去有两层楼梯,现在和泰国族的吊脚楼一样,只有一层楼梯。)
村长罗文静分享了他的喜怒哀乐:“从湖边到新地方,乌都族人向泰国人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如何饲养牲畜、贸易,甚至风俗和语言。以前,乌都族人没有庆祝春节的习俗,但现在有了。他们学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渐渐地,他们的风俗和语言也跟着泰国人和京族人走。现在全村只有大约5-6个人能流利地说乌都语,而且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像罗氏芳女士(文静先生的女儿)这样的年轻人,尽管参加了由乂安省和祥阳县文化厅联合举办的语言学习班,但只知道和说乌都语词汇的30-40%。现在的乌都族儿童主要讲泰语、科姆语和普通话。
谈到古老习俗的衰落,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以饮酒文化为例:据文德胜先生介绍,克木族人过去婚礼上通常会喝五六坛酒,但现在他们学习京族人,做得更快,只用一两坛祭祀,然后尽情玩乐,不再日复一日地大吃大喝。因此,饮酒文化正在逐渐被遗忘,因为人们意识到,为了更进步、更科学的生活,他们需要改变。迁入安置区后,与其他民族的接触和互动不可避免地会吸收新事物,淘汰旧事物,从而追求更进步、更发达的生活。主观上,这是人们“改变”自己的原因,有时过度改变甚至会“丧失”自己的身份认同。客观上,由于经济困难,人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保留传统活动(通常是节日和仪式)。
青山乡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魏忠水说:“青山乡有16个村,1137户,4902人,包括泰族和木族,贫困率仍然高达86.79%。这里的农耕方式不熟悉,大家只知道种木薯,但今年是第三年,土地贫瘠,木薯结不出块茎。种相思树要五六年才能收成,很多家庭种完相思树就关门回家谋生。我们协调了祥阳县的领导,鼓励大家签回安置区的承诺书。承诺书签了,但到现在还没人回来。”
在这里,贫困户和脱贫户有时只差一万越南盾,但补贴制度却截然不同,所以大家都自告奋勇当贫困户,不肯承认自己已经脱贫!只要我们还在挨饿受穷,哪里还有心思唱歌跳舞?艰苦的经济生活不仅对古老的风俗习惯产生了负面影响,也影响了整个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非法移民使当局难以管控,跟随父母谋生的孩子不得不辍学。
如何解决安置区古老文化特征令人担忧的丧失?这个问题让村长卡天福(Kha Thien Phuc)不断思考,他曾任Tuong Duong县(旧)Huu Duong乡的主席,现居Ngoc Lam乡Nhan Pa村。他说道:“我们这些老人非常担心,搬到这里后,我们民族的文化会消失,所以我们经常站出来宣传,动员人们,教育青少年和儿童,让他们意识到保护文化的重要性。村里规定妇女必须穿泰式裙子;村委会还组织唱歌跳舞。保护文化应该从教育年轻人开始。例如,安置区的学校应该规定,每周一学生必须穿着本民族的传统服装。此外,还应该开设民族语言和音乐课程。”
清章县玉林乡副主席梁光伯先生表示:“需要制定安置区人民的经济发展战略,并制定许多具体任务。只有食物才能培养道德,如果饥饿和贫困持续存在,文化也会萎缩。此外,我们需要各级各部门的帮助,防止安置区出现社会弊病和吸毒问题。吸毒者大多是年轻人,保护文化价值观并非老年人的唯一责任。” 魏忠水先生还希望“省和县能够为安置区人民创造财政条件,建立文化艺术俱乐部。”
我们离开了安置区,那些杂糅着水泥、仪表盘和砂浆的“吊脚楼”,不禁思考: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金尼化”的浪潮,我们遇到的泰族、克木族和乌杜族是否会失去他们的传统,也迷失自我?当然,当局在维护民族文化价值方面负有重大责任,因为这里的人们为了社区的利益,在政府的劝说下离开了家园。然而,当局自身的责任同样重大,因为当一个民族没有自我保护的意识时,它的文化就会真正消失。
青山-海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