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忠国代表:“我不会带着承诺参加竞选”
刚刚第四次连任国会议员的历史学家杨忠国表示,他将继续在议会中保持直率和毫不留情的态度。
- 作为一名拥有超过14年国会代表经验的人,您对这次选举有何感想?
- 国家选举委员会尚未公布全国正式选举结果,但一些地方已经公布了结果。我认为结果并不意外。我知道,尽管尚未正式公布,但在197名中央机构候选人中,许多人最终落选。
在最近的选举中,尤其是这次,许多在政治体系中担任重要职位的候选人获得的选票数在80%以上或以下。这很正常,但必须指出的是,结果与之前我们经常给出几乎绝对的百分比(接近100%)的情况大不相同。
我认为选举结果出现了一些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关切,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投票首先是为了自身利益。
- 在您参与的选区中,变化是如何体现的?
- 在我的选区,6个人选了3个议员,但人民只投了2个。同奈省是应该有12名议员的地区之一,但目前缺少一名。在其他许多地方,也存在缺票现象。这对候选人来说很不幸,但也反映了人民的选择。
作为第四届执政的参与者,我有机会关注选举的进程,尤其是从专业角度,因此能够清晰地看到民主的趋势。但我明白,民众仍然要求更快、更强、更果断的选举。
- 与大多数候选人相比,您年纪较大。您被选民选为国会代表的座右铭是什么?
——除了行动,我没有秘密。我不信守承诺。
14年前,我告诉选民,我不了解国会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不敢做出任何承诺,因为做出承诺却无法兑现,是一种禁忌。我只说,我会维护记者和历史学家的尊严,那就是诚实、正直,不卑不亢,不回避。这一次,我仍然坚持同样的立场。
我们不需要做出宏大而笼统的承诺,但我们需要清楚我们将为人民具体做些什么。选民越来越要求具体的行动。
- 您曾发表过一些尖锐的言论和问题,包括向政府首脑提及“辞职文化”。如果有人“拍拍肩膀”、“打电话”或建议您“少说点尖锐的”,您会怎么做?
- 当我行动时,我会思考自己的责任和力量,并考虑我为之做出贡献的人。我从未感受到任何负面压力,但我意识到,如果我坦诚相待,效果就会是积极的。
其实,对我来说,最大的压力来自内心,而非外部。我总是问自己做的对不对。如果我觉得是对的,就没什么好怕的。比如,有一次我向阮晋勇总理询问辞职文化。我问他并非出于个人原因,所以我对阮晋勇先生至今仍有很多好感。除了选民的利益,我没有其他兴趣。当然,生活中有时需要尊重,这是越南文化,所以我认为我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但我必须以一种听众能够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
- 如果选民认为您很聪明,您会如何回应?
- 社会认知不同,有些人甚至会说一些尖酸刻薄的话,比如说我投机取巧。此外,许多选民也打电话、发短信、写信赞扬我。我重视赞扬和批评,但不会将其视为决定性因素。关键在于如何凭良心行事,如何履行代表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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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人说,最近国内外的新闻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政治观点表达方式。您对此有何看法? |
- 生活还要继续,这是必然规律。比如,关于《示威游行法》,上届国会已经准备好了,前总理阮晋勇也将其分配给了相关部委和部门,问题是我们执行得比较慢。我的观点是,只有内安外和,我们才能可持续发展。
在主权、海洋岛屿以及经济等外部挑战日益严峻的当下,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内部力量,加强信任与团结。现在正是越南人民更加团结的时刻。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国家必须成为核心,如果社会分心,就会很危险。
- 您曾说过,官员得票率高低是正常的。您认为,如果新一届国会第一次会议(7月)选举和批准国家机构领导职位时,能够保持这种模式,会怎样?
- 这应该被视为正常现象。政治家必须有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越多,就越能揭示出一部分民众、一部分选民不喜欢的因素。但如果当选率超过一半,这就可以被认为是成功的。
当然,投票份额传递着信息。低票数提醒着得票者应该更加努力。我们应该分析每个具体案例,这对于揭示投票信息至关重要。
最近的人事调整给了我们必要的时间来评估新人。我稍微展开一下,比如胡志明市的丁罗胜书记,虽然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但至少他是参与其中的人。一旦参与其中,就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能躲在集体里,这迫使每个人都表达出自己的支持或反对。
我欣赏行动派的人,而我自己就是一个行动派的人。
杨忠国先生,现年69岁,是越南历史科学协会秘书长、河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主席、《过去与现在》杂志主编、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委员、越南友好协会联合会委员。 根据近日公布的选举结果,他以74.22%的得票率连续第四次当选同奈省国会代表。 他在国会提问直率、尖锐,深入探讨社会、民事、法律等问题,受到民众广泛支持。 |
据VNE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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