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并保留时间的“黄金铺路”!

September 12, 2015 09:00

(Baonghean)——朱仲玄先生最初是一名历史老师,后来转行从事历史研究,并编纂了许多重要的地方史书。值此宜静苏维埃成立85周年之际,他接受了《宜安报》的采访,分享了自己对历史研究工作的感想……

我曾是一名高中教师。1966年,我被分配到乂安省党史研究会担任干部,会长是省委书记武树同同志,副会长是宣传部长阮文江先生,副会长是阮廷战先生。1978年起,我被分配到省人民委员会史地研究会(我们俗称“史料研究会”),会长是原文化部部长陈元征先生。之后,我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会长。如今,我回国已近二十年,但工作从未间断。

Ông Chu Trọng Huyến trong chuyến công tác tại Quảng Châu (Trung Quốc), nơi lãnh tụ Nguyễn Ái Quốc giảng bài cho lớp học của Việt Nam thanh niên cách mạng đồng chí hội (1925). (Ảnh do tác giả cung cấp)
朱仲玄先生在中国广州出差,阮爱国同志在广州为越南革命青年协会学员讲课(1925年)。(图片由作者提供)

从教书到转行做研究,我的人生可以用几个词来概括:勤奋、学习、写作。为了研究历史文献,我自学了两门外语:中文和法语。后来退休后,为了适应新时代编辑工作的需要,我又用一个中文程序自学了计算机。

1967年我刚调入党史研究室,就很荣幸地与阮廷战同志一起,受命负责编写1967年出版的《乂安省委党史》第一卷(草稿),作者是乂安省委党史研究室。调到省人民委员会“总史室”工作后,我被指派负责整理《乂安史》(第一卷)一书,并亲自撰写了两章:一章讲述法国殖民时期的乂安,一章讲述乂静苏维埃政权。之后,我又担任了《乂静四十年大事记》(1945-1985)一书的主编。最近,荣大学主持编写了乂安省史,我在该书第二卷中撰写了四章。研究胡伯伯青年时期及其家人,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关于这个主题最厚、最早的著作之一是《胡伯伯青年时期的故事》,这本书主要讲述了胡伯伯的家乡、家庭背景和童年。我的第一个工作是记录和整理《胡伯伯青年时期的故事》(真理出版社,1980年出版)。

如今,研究历史,尤其是地方史,似乎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一个非常丰富且稳定的共同材料,既来自中央,也来自地方。我们那个时代,以前也有一些著作,但基本上只是草稿。因此,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进行检索和研究。

我们去研究义安省委党史,特别是义静苏维埃运动史的时候,文献大多是用法语写的,主要存放地点是越南革命博物馆和公安部。因此,我们必须找到、阅读和复印他们允许的材料。当时机器有限,手段简陋,所以我们必须懂两门外语,并且懂得如何选择。

从文字文献上,要与当地史实进行核实、对照、筛选。

1966年回国从事研究工作,从那时到战争结束,我们多次冒着炮火和枪林弹雨去寻找资料。去基地时,我们必须自备交通工具,主要是骑自行车,如果路途太远,就得坐公交车。有一次,我们正要联系证人,路过奉威(安城)地区时,一架轰炸机在我们面前震颤,人和车都掉进了田里,但我们仍然感到幸运。即使在河内,与证人和资料的接触、了解情况、联系资料的时间也极其艰辛。当时,我们被派往位于纸桥郡的中央党史研究部“卧底”,每天要骑自行车上班,一路到如今的老城区,去越南革命博物馆——在中央工作的退休老党员就住在那里,听取和记录资料。上班时听到警钟,不得不找个地方躲起来,这已经成为常态。

联系见证人,听他们讲述故事,或者寻找他们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献,为过去的历史提供一些佐证。在此期间,我遇到了几十位这样的亲历者。他们都很友善,热情地给予指导,仔细地提供和介绍。其中,我有幸结识了潘泰亚先生这样的人,他很早就在义安工作,后来成为广义省委书记。潘泰亚先生病倒在床上,知道我在寻找有关当地和胡伯伯的历史文献,总是尽力告诉我他所知道的事情。之后,我遇到了阮士贵先生(1930年厨房侍应支部成员)、武迈先生(1925年去广州接受培训)……以及许多在义静苏维埃旗帜下和之前在场的见证人,并利用了他们的文献。

为了了解胡伯伯的童年故事和他的家人,我们在金莲地区(南丹)“睡”了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每当我们得到相关信息,我们都会去消息来源处调查。有时我们会一路去海阳,有时还要从河内骑车去巴维等地。

必须说,当时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远见卓识超越了时代,他们很快意识到积累文献、编纂史书的迫切性。由于越来越多的老年见证者去世——他们是“活着的博物馆”、“活着的文献”,每个人的离世都是巨大的损失。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非常激动,因为我们能够及时齐心协力开展这项工作。我们“自发组织”起来积累文献,并在重要的历史时刻为人民服务。

胡伯伯去世后,人们要求立即在他的家乡南丹建造一座胡志明博物馆。当时的负责人是陈元贞先生,我被指派负责管理文件和撰写说明。当时,人们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在了解胡伯伯及其亲属过程中积累的知识,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胡伯伯家族、研究和保护界以及民众的不断参与……南丹胡志明博物馆很快就建成了,并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传统教育“红色地址”。后来,胡伯伯家乡的胡志明博物馆发展成为如今的金莲遗址。

研究、收集和编纂历史是一项相当安静的工作,需要高度的自我责任感。我热爱这份工作,并始终感到自己全心全意、充满热情、责任感地投入其中。这份工作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快乐和幸福,那种为发现被时间掩藏和遮蔽的“金光”做出贡献的快乐。

吴建

(根据史学家朱仲玄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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