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豪地成为连接党的意志和人民心的桥梁
(Baonghean) - 在抗战救国的艰苦岁月中,他经历了最残酷的战场上的生死考验,之后进入后勤学院任教。退役后回到家乡,邓文登上校开启了一段全新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还很“年轻”……
我们生长在一个饱受战乱摧残的国家,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背上行囊,参军入伍,拿起枪,奔赴战场,拯救祖国。这个愿望在1970年实现了,那年我19岁。在南丹第四军区第22团接受一段时间训练后,我们部队被派往广治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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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丹先生与记者交谈。 |
当时,广治战场形势严峻。美伪政权认定该战场是治天战略防御体系的重要据点,决心守住。1971年底,第一战术区司令部紧急增兵,在其负责区内加强“清剿越共”行动。1972年底,为了在《巴黎协定》谈判桌上占据优势,他们疯狂进攻越南人民军。尽管损失不小,牺牲了许多战友,但胡伯伯的战士们并没有气馁。因为我们意识到,无论战斗多么激烈,无论损失和牺牲有多少,如果我们不能在广治战场上牵制住敌人,那么在巴黎谈判桌上我们就会处于劣势。
在溪山(广治省)战斗近三年后,我被调往德良(承天顺化省)。1973年2月至5月,我与敌军在此进行了多次激烈战斗,战斗持续了约六个月。1974年,中央军委将西原确定为全面解放南方战略的重点地区,我被调往印度支那交界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边境),担任前进军第470师师长。1974年3月,我被调往总后勤部下属的军事运输团第572团。1975年3月,西原战役打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西原全境解放。我一直战斗到1975年4月30日历史性的胡志明战役取得完全胜利。国家解放后,我继续在柬埔寨执行国际任务一年。后来我被派往政治干部学校和大学学习。1982年毕业后,我在后勤学院教授文学、历史和教育心理学,直到2011年退休。
退休后,我被委以向宜和公社党委汇报工作的重任。但随之而来的是担忧。因为我认为,这份工作需要我无所畏惧的热情、无所畏惧的热情,以及表达和传达信息的能力,才能让听众轻易接受。但让我担忧的是,我从未接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如今年纪大了,能不能很快掌握党和国家的路线、政策和方针呢?想到这些,我从接手这份工作的那一刻起,就下定决心,要努力不辜负公社党委干部、党员和领导的信任。
渐渐地,我感到这份工作带给我很多乐趣,它促使我接触各种信息来源,进行筛选和传播。对我来说,作为一名记者,除了每月定期去县里培训一次、每年去省里培训几天,或者从下发的官方稿件中获取信息外,最重要的是博览群书。我每天花4个小时浏览官方网站,了解国内和省内的最新动态。此外,我还从《人民报》、《国民报》、《义安报》等报刊上获取信息,并阅读书籍。这份工作让我积累的知识越多,履行职责时就越有信心。
我还记得,2014年5月,中国非法将“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深入越南大陆架,严重侵犯越南主权、管辖权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许多干部、党员和群众向我请教。如果我不通过书本、报纸等信息渠道去研究、去加工、去汇总,又如何进行宣传引导呢?
为了进行一次有趣且有益的演讲,通常在充分了解地区和省份的内容后,我会花费数周时间阅读报纸、书籍、在线研究内容,并制定合适的沟通方式。对于每个主题,必须有不同的提出问题的方式,但这些方式通常与国家、地区和公社的现实相关。因为如果我们只是泛泛而谈,专注于理论和推理,就很难传达给听众,因为当前,党员和群众最关心的是经济形势、国防安全、新农村建设问题……这些问题必须有具体的证据和佐证。
四年的基层记者生涯,虽然短暂,却让我收获颇丰。这份工作让我深刻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当很多人信任我,愿意来找我采访、了解信息时,这份喜悦更是倍增。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如何让人们有选择地倾听,不被信息所左右,需要记者能够洞悉问题的本质,掌握引导舆论的信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不断提升、学习、更新知识。虽然辛苦,但我对这份工作已经“上瘾”,所以我很高兴能成为把党的理念传递给人民、让人民心系党的人。
南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