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和平还是战争时期,军人精神都要保持。
值此纪念越南荣军烈士纪念日78周年之际,乂安报社和广播电视台记者采访了荣军烈士阮文同(1956年出生)。阮文同是乂安省五名有功人士和杰出历史见证者代表之一。
光伏:在讲述战争故事之前,您能先分享一下您的童年和家庭吗?是什么塑造了您作为一名士兵的意志和精神?
阮文同先生:我出生并成长于义安省南丹县(旧)金莲乡(现金莲乡)——胡志明主席的故乡。我家有六个兄弟姐妹,我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也是长子。
我的父亲阮文光先生(生于1924年)参加过抗法战争,在北方作战并负伤。抗美时期,他继续在当地担任军官。1965年,我年仅9岁时,父亲在金莲乡北部农盖县的一次美军轰炸中丧生。
父亲的去世对整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尤其是我的母亲——一个乡村妇女,在战争期间一无所有,独自抚养6个孩子。

我从小就目睹母亲的辛劳和艰辛,并在为国捐躯的父亲的记忆中长大。这从小就让我立下决心,一定要不辜负父亲的牺牲,不辜负家族和祖国浓郁的爱国主义传统。
光伏问:作为西南边境战场的亲历者,您一定对那段惨烈的战争岁月记忆犹新。能否分享一下您记忆最深刻、最值得铭记或引以为豪的战役?
阮文同先生1975年4月30日之后,国家统一,大家都以为战争结束了。但随后,由于红色高棉的袭击,西南边境的局势日益紧张。那时我只有20岁。1976年初,我自愿参军。母亲极力反对,因为她在抗美战争中失去了丈夫,现在又不想失去长子。我深爱母亲,但我知道我不能置身于为祖国而战的战斗之外。我悄悄地收拾行李,离家出走,去参军。
起初,我被分配到812团,在潘里-平顺省做生意。后来战局紧张,我所在的部队逐渐转移到西原地区。1978年底,我正式加入西南边境战场,驻扎在与柬埔寨接壤的得民-得乐地区。我被分配担任侦察兵,必须先行一步,深入敌方腹地,掌握战况,绘制火力布局图,然后悄悄撤退。

有时候,我们一连三天侦察,只带了干粮和泉水。有一次,在深山老林中,夜色阴冷,我们饿得肚子疼,因为队伍已经快两天没吃东西了。还有一次,我们的侦察小组被敌人发现,遭到炮火袭击。全队不得不分散开来,逃进森林里。
我在荒山野岭里迷路了,没有水,也没有人影。我靠树叶和树叶里的水度日。第四天,我找到了部队的小道,筋疲力尽地回到了部队。我遇到了两位战友,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泪流满面。但最让我心痛的是,队伍里还有一位战友失踪,至今杳无音信。
最让我难忘的战斗,是部队奉命进攻920据点——红色高棉在边境附近的重要据点之一。侦察兵先行,我和我的小队在夜间接近目标。但敌人早已安排炮火严阵以待。阵型尚未散开,炮弹便如雨点般落下。一连串炮弹在阵型正中央爆炸。我们八九个人,很多人已经不完整了……我被巨大的压力抛了出去,失去了左腿的一部分,右脚踝也骨折了。鲜血喷涌而出,天地旋转,然后一片漆黑。
当我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一辆战地救护车里,后背满是鲜血。一位年轻的护士弯下腰,惊讶地看着我,然后哽咽道:“你还活着……真是个奇迹!”后来我才知道,当我被送回后方时,部队里的战友们都认为我活不下去了。伤势太重,血流不止,我在深林里昏迷了好几个小时。
我不得不在医院住了将近一年。出院时,我的左腿戴着铁支架,右腿伤痕累累,全身散落着30多块无法取出的弹片。直到现在,每当天气变化,我的全身都会酸痛难忍。但我总是告诉自己:我能活着就是个奇迹。因为还有战友——那些穿越森林、坚守山岭、与我分享每一口干粮的战友们,他们至今仍长眠在丛林深处,无名无姓,没有墓碑。
光伏作为一名战争残废、患病的士兵,也是一名烈士的儿子,他既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损失,也承受着挥之不去的身体创伤。那么,是什么力量帮助他度过了战后的艰难岁月呢?
阮文同先生:我在战场上受重伤的时候,有时甚至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我昏迷了好几天,在军医院住了一年多,后来又被转到岘港安装假肢。那段日子非常艰难。每次我试着用新腿走路,疼痛都让我泪流满面。

后来,我被派往第四军区200团休养。1990年,国家出台政策,鼓励战争伤残人员和病残军人回乡稳定生活。我当即自愿回乡,并持有四分之三战争伤残军人(致残率51%)和三分之一病残军人(致残率81%)的证明。
回到金莲乡后,政府给了我一小块地。我和妻子在那块地上盖了一座简陋的房子,但一切从这里开始。在此之前,1989年,我从一个疗养院回乡的路上遇到了阮氏胜女士——后来成为我妻子的那位。她是一名医生,在南丹县医疗中心工作。我们走到一起时,一无所有,手无寸铁,只有一个共同克服一切困难的承诺。
我和丈夫从零开始:没有本钱,又身患疾病,但我始终坚信:“只要活着,我们就能做到。我们或许贫穷,但必须教育孩子成为好人。” 抱着这种想法,我去做了自行车零件的维修和销售。妻子除了当医生,还在田里干活。我们俩早睡早起,省吃俭用。有时,我们连孩子的学费都付不起,我不得不向邻居借钱。
但上帝没有让我失望。我的三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大女儿在胡志明市读经济学,二女儿在荣市大学读水产养殖专业,小儿子在荣市大学读建筑专业。现在,他们都有稳定的工作,两个大孩子也拥有幸福的家庭。我有三个孙辈,他们都很听话孝顺。
很多时候,回首往事,我都会心想:“这么说我成功了。”我并不富裕,但我有家,儿女也都长大成人,邻居们也都尊敬我。这便是我在战后漫长的人生旅程中克服一切困难的最大动力。
光伏问:退伍回乡后,他始终保持责任感,积极为社会做贡献。是什么让他至今仍保持着“胡伯伯部队”的精神?
阮文同先生:刚从部队回来的时候,我就想:“我是一名军人,我经历了残酷的战场,我不能再回到这里,过着冷漠、不负责任的生活。” 于是,我申请加入了公社的老兵协会。在那里,我重新感受到了同志情谊的氛围——志同道合、志同道合的人们,继续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由于腿部严重受伤,我的行动能力非常有限。我无法像其他退伍军人一样直接参与群众动员活动或巡逻。但我仍然努力以其他方式做出贡献——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鼓励我的子孙遵守法律,并尽我所能参与当地运动。

我的妻子是一名党员,多年来一直担任茂四村妇女协会的负责人。她积极向上,堪称典范,积极参与村里和公社的各项工作。我则待在家里,照顾家务和孩子,让她安心地去开会、去工作。我和妻子总是互相提醒: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都要保持军人精神。上战场不一定就是战斗,但在日常生活中过上体面、有意义的生活也是一种贡献。
光伏问:您在基层工作期间,一定见证了家乡的诸多变化。您认为,退役军人在基层传承和弘扬革命传统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
阮文同先生:我想,只要我们这些士兵在战争后还能活下去,就必须秉持军人的精神和品格。经历过炮火和失去,我更加明白和平的珍贵。如今我不再握枪,我会尽我所能,为村庄和下一代贡献力量。
经历过炮火和失去,我更加懂得和平的珍贵。如今我不再握枪,我会尽我所能,为村庄和下一代贡献力量。
战争伤残者阮文同(金莲公社)
我经常给孩子们讲战争的故事,讲我的战友们的故事,讲那些生死攸关的年代。有时我会带他们去烈士陵园上香,让他们明白,如今的生活并非自然而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也会以身作则,凡事讲仁义礼仪,这也是在传承传统。
我的家乡变化很大:房屋宽敞,村路整洁,灯火明亮。但如果人们生活漫不经心,不再记念自己的根,那么无论多么美丽,它仍然会让人感到空虚。像我们这样的老人,即使身体不太好,四肢无力,我们仍然可以提醒我们的子孙后代,要活在当下,要怀揣过去,要展望未来,要心怀感恩,要懂得传承爱与关怀的传统。
光伏值此纪念荣军烈士纪念日78周年之际,您有什么愿望或寄语给党、国家和子孙后代,以便继续正确地推进“报恩”工作,不辜负您这一代人所做出的牺牲?
阮文同先生:我非常感谢党和国家对功勋人物的关心。我是应邀前往河内参加纪念活动的五名义安省典型代表之一。全国功勋人物、典型历史见证人大会今年——这很荣幸,也很感人。我只希望政府继续维持并扩大对伤病士兵的关爱政策,不仅在物质上,也在精神上。我们很多兄弟都上了年纪,孤身一人,真的需要一句关心。

我希望今天的年轻一代不要忘记过去。每次看到年轻人去墓地祭拜烈士,我都很感动。我希望烛光背后是一颗真诚感恩的心,是一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光伏: 感谢您的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