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文焕同志(1876-1929):骑士精神的光辉典范
黎文焕于平年(1876年)出生于河静省罗山县(现德寿县)忠黎村。父亲黎文通,大学士,曾任义安省祥阳县县长;母亲潘氏岱,原医生潘廷凤的姐姐。
胡安两岁时成为孤儿,由母亲在外婆家乡越安河乡(现同安乡)同泰村抚养长大。
1885年,潘廷凤响应芹王诏令,在家乡举起了起义的旗帜。同太村遭到法国人的进攻,戴夫人不得不带着孩子们辗转于香山县、清章县、南丹县(义安省)……黎文焕的学业被迫中断,但凭借着他的聪明才智,18岁时便远赴他乡学堂学习,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学习态度。在此期间,黎文焕结识了南丹县的潘佩珠和义禄县的邓泰山等前辈。两人从师生结为同教运动的战友,他们的爱国思想对黎文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906年平五,潘佩珠出国日本时,黎文焕在义和学校参加香科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从此被称为嘉焕先生。
1907年,杨嘉焕前往顺化参加会试,但落榜了。当时的人认为,他并非有意为之,因为他和潘佩珠一样,参加会试是为了获得名望,以便从事更轻松的活动,而非为了立足。
“最低级的谋生方式是靠文学”但 !
去年参加同区考试的一位朋友,对黎文焕多少有些了解,便给了他一副对联:
“你是我的兄弟,你比我先出生,与我交朋友,也启发了我;
学校的香气人人都熟悉,知道你的才华,知道你的学识,却不知道你的志向。
(他比我先出生,比我先社会化,比我先成道;
在学校里,他结交了朋友,知道了他的天赋,知道了他的学习能力,但不知道他的志向。
考取科举后,黎文焕在顺化待了一段时间,结识了中部一些著名的爱国人士,如陈贵帽和黄叔康。一年后,陈贵帽在1908年广南省的维新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最终被法国殖民者处决。黄叔康和黎文焕后来多次见面。
黎文焕的爱国思想,一部分源于友人,一部分源于其老师同溪阮淑秋先生的影响。阮淑秋先生是宜禄县同州村人,以才华横溢、人格高尚而闻名于义静省。黎文焕逝世于1917年,他的得意门生、在国外工作的潘佩珠为其撰写了墓志铭:“书之师易寻,人之师难寻”(Kinh su di dac, nhan su nan tam)。
从顺化回国后,黎文焕积极参与维新会。他开始在家乡推广潘佩珠的歌曲《阿爹阿》和《海难归来》,鼓励文人墨客的爱国热情。后来,他与“民舍”派(民间活跃派)的邓元参和吴德基在荣市开设了“朝阳商铺”,既贩卖和推销国货,又筹集资金,并充当维新会的联络点。黎文焕还在德寿市的特罗市场开设了蒙行商铺,专门经营丝绸贸易。
1908年,南义县爆发“征税”运动,并迅速蔓延至义静省。在河静省,这场运动席卷全省,声势浩大,令法国当局闻风丧胆,予以严厉镇压。两位杰出的儒生——阮行志(芹禄县)和郑克立(宜春县)——均被捕遇害。借此机会,法国人下令逮捕了一系列爱国人士和维新会的核心成员,包括吴德基、邓文伯、邓阮参和黎文焕,并将他们流放到昆岛。
岛上的爱国志士们把这片“人间地狱”视为“自然学校”,而黎文焕则将其视为“英雄森林”。他在《致母亲》一诗中写道:
“……东南有一座岛,
“离英雄很近……”
黄实康译:
“……东南有一座岛,
群雄齐聚之林……”
在这里,他与一些热心同志商讨筹备组建革命政党“福越”的事宜。
……流亡九年后,黎文焕于1917年8月获释,并被软禁在家乡。他从事药剂师工作,教授教书,秘密地通过诗歌传播爱国主义思想,并秘密地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建立联系。
此时,忠黎府内,一些曾参与或支持维新运动的儒生,也显露出了沮丧之色。一天,“昆仑二叔与退隐四叔”聚在一起喝酒,作了一首诗,表达了他们的沮丧之情,诗末有句:
“……孩子们,国家对你们来说不算什么,
我们只是以酒来写诗。
黎文焕立即回应道:
“……四海兄弟,谁知道呢,
“我们同甘共苦,同甘共苦。”
1924年至1925年前后,他到荣市联系了包括国立学校教师在内的一批爱国青年知识分子,随后又到河内与当时就读于师范学院的孙光披会面,商讨建立新的革命组织。
1925年7月14日法国国庆节之际,黎文焕、孙光披、陈廷清、吴德艳等在魁山(滨水)集会,决定成立“福越协会”,其名称沿用了在昆岛商议的旧名。黎文焕是协会的头号会员。同年年底,协会派出年轻会员黎维艳出国联络越南爱国人士,扩大协会的活动范围。
在越南,特别是在义静省,福越协会发展广泛,活动活跃。其成员积极向民众传播“团结”和“爱国”思想。协会建立改良型群众组织,扩大运动规模,组织贸易、手工艺、耕作营等活动,以增加资金来源并充当联络点。协会散发抗议法国判处潘佩珠死刑的传单,得到多方支持。法国殖民者趁机对协会领导人展开疯狂搜捕。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在黎文焕的建议下,福越协会更名为兴南协会,并派陈富赴中国与革命青年协会中央委员会会面,商讨协调活动事宜。
此时,法国政府奉行民粹主义政策,成立了越南中央众议院。借此机会,一些声望颇高的爱国人士纷纷参选,希望能够公开合法地进行抗争。黄叔康被任命为众议院主席,黎文焕也当选为代表。但很快,由于黄叔康在1929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与总督弗里斯意见不合,他意识到众议院不过是一个傀儡组织,于是宣布辞去众议院主席职务,黎文焕等人也退出了众议院。
为了促进爱国力量的统一,兴南协会先后更名为越南革命党、越南革命同志协会,并商讨与阮爱国领导的越南革命青年协会合并事宜。但由于两会部分领导人意见不合,合并未能如愿。
1928年7月14日,越南革命同志在顺化召开会议,决定改组为新越革命党,党部由荣市迁至顺化。
自福越协会成立至今,黎文焕始终是一位坚定的活动家。特别是尽管年事已高,他仍然始终支持新事物、支持年轻人,这对于当代儒家学者来说实属不易。
同乡丁桂说:“当年轻人问起对改名为新越的意见时,黎文焕说:‘我们是老一辈,只是热情高涨,但对革命运动的政策和方法不太了解。你们是新学者,了解世界形势,要好好思考、好好研究,哪个思想好,哪个政策能保证成功,就一起努力,我都同意。我能帮你们的只有两件事:一是钱,我会带动大家捐款;二是如果你们对谁有意见,我会替你们说。我为人真诚,有信誉,大家听我的话,仅此而已。’黎文焕热情坦诚的话语深受年轻人欢迎。”(据阮廷军回忆录)
与革命青年协会同时,新越党在许多地方广泛组织起来。尤其是在义安省和河静省,低地县都建立了“主要组织”(县党委)。后来,大多数新越党员成为第一批建立共产党支部的核心。
黎文焕在此期间担任义静省际部部长,尽管年事已高,但他始终密切关注运动发展,积极参加活动,并负责协会的宣传和财务工作。
他将《资本主义》和《三大英雄》等书籍从中文翻译成越南语,文字浅显易懂,并从中选取贴近现实的适当段落,编入会员培训内容。
1929年9月,一名越南国民党党员刺杀了专门招募种植园工人的法国人巴丹(Ba Danh),法国政府随即对越南革命组织展开镇压。新越党的大部分根据地也暴露无遗,核心干部也遭到逮捕。黎文焕深知形势难逃敌手,便安排将协会的所有工作和资金移交给黎腾(Le Tiem)。黎腾是德寿县裴舍人,也是新越义静省际委员会委员。
果然,1929年9月13日,德寿县长派士兵到他家,把他请到县里关押,第二天早上又把他带到荣市。秘密警车和河静的卫兵早已等候在那儿,给他戴上手铐,把他带到一个关押重犯的密室。他被押出家门后,告诉所有人,这次他可能回不了家乡了,也回不了昆仑了。他肯定是有所预谋的。殖民地时期的监狱制度对政治犯非常严厉。他绝食抗议。河静副特使前往监狱搜查,谴责严酷的监狱政策,认为这与一个自诩自由文明的法国国家的精神不符。副特使回答说:“一旦进了监狱,大家都一样。”他持续绝食,直至七天后(1929年9月20日)逝世,享年53岁。法国人将他的遗体送往医院进行尸检和检测,然后送回村里,迫使他的亲属前来认领,将其安葬在忠黎乡。目前,他的墓地已被挖掘,并迁至德寿县公墓。
黎文焕是侠义精神的光辉典范。他的去世震惊了全国舆论。
远近友人纷纷送来唁信和对联,悼念他。在顺化被软禁的潘佩珠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
“你如此不同,我又能如何?风雨声声,天空让我沉醉;
当你成为人时,你也将永生。宇宙是无限的,月亮是圆的。
粗略翻译:
“你易,我难,风雨霏霏,天空依旧晴朗;
他是男人,她还不错,天地浩瀚,月常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