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文焕同志（1876-1929）：骑士精神的光辉典范

胡安两岁时成为孤儿，由母亲在娘家越安河乡（现同安乡）同泰村抚养长大。

1885年，潘廷凤响应芹王诏令，在家乡举起了起义的旗帜。同太村遭到法国人的进攻，戴夫人不得不带着儿子逃往香山县、清章县、南丹县（义安省）……黎文焕的学业被迫中断，但凭借着他的聪明才智，18岁时便远赴他乡学堂学习，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学习态度。在此期间，黎文焕结识了南丹县的潘佩珠和义禄县的邓太旦等前辈。他们二人从师生结为同教运动的战友，他们的爱国思想对黎文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906年平五，潘佩珠出国日本时，黎文焕在义学参加香科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从此被称为嘉焕先生。

1907年，杨嘉焕前往顺化参加会考，但落榜了。当时的人认为，他并非有意为之，因为他和潘佩珠一样，参加会考是为了获得名望，以便从事更轻松的工作，而非为了立足。

“最低级的谋生之道是靠文学”但 ！

去年同考乡试的一位朋友，对黎文焕多少有些了解，便赠给他一副对联：

“世人相让，先我生，先我遇，先我悟；
“田香四溢，人人皆知，知其才，知其学，不知其志”。
（他比我先出生，比我先进入社会，比我先成道；
在学校里，他结交了朋友，知道了他的才华，知道了他的学习能力，但不知道他的野心。

举科之后，黎文焕在顺化待了一段时间，结识了中部一些著名的爱国人士，例如陈贵帽和黄叔康。一年后，陈贵帽在1908年广南维新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最终被法国殖民者处决。黄叔康和黎文焕后来多次见面。

黎文焕的爱国思想，一部分源于他的朋友，一部分源于他的老师——宜禄县同州村同溪阮淑秋先生。阮淑秋先生是义静省一位以才华和人格闻名的僧人。黎文焕逝世时（1917年），他的得意门生、在国外工作的潘佩珠为其撰写了墓志铭：“书之师易寻，人之师难寻”（Kinh su di dac, nhan su nan tam）。

从顺化归来后，黎文焕积极参与维新会。他开始在家乡推广潘佩珠的歌曲《阿爹阿》和《海难归来》……，鼓舞士气，鼓舞民众爱国热情。后来，他与“民舍”派（民间活跃派）的邓元参和吴德基在荣市开设了“朝阳商铺”，既销售和推广国货，也筹集资金，并作为维新会的联络点。黎文焕还在德寿市的特罗市场开设了蒙行商铺，专营丝绸贸易，目的也相同。

1908年，“征税”运动在南义县爆发，并迅速蔓延至义静省。在河静省，这场运动发展迅速，声势浩大，令法国当局闻风丧胆，予以严厉镇压。两位杰出的儒生——阮恒志（芹禄县）和郑克立（宜春县）——均被捕遇害。借此机会，法国人下令逮捕了一系列爱国人士和维新会的核心成员，包括吴德基、邓文伯、邓阮参和黎文焕，并将他们流放到昆岛。

岛上爱国文人视这片“人间地狱”为“自然学校”，黎文焕则将其视为“英雄林”。他在《致母亲》一诗中写道：

“…东南有一个岛，
“离英雄很近……”
黄实康译：
“…东南有一座岛，
英雄森林……”

在这里，他与一些热心同志商议准备组织一个革命政党，名叫“福越党”。

……流亡九年后，1917年8月，黎文焕获释，并被软禁在家乡。他从事药剂师工作，教授教书，秘密地通过诗歌传播爱国主义思想，并秘密地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建立联系。

此时，在忠黎，一些参与或支持维新运动的儒生显露出沮丧之色。一天，“两位来自昆仑的叔叔和四位退休的叔叔”聚在一起喝酒，作了一首诗表达他们的沮丧之情，诗末有句：

“…孩子们，国家对你们来说不算什么，
我们只是以酒来写诗。

黎文欢立即回复：

“……四海兄弟，你们是谁？
“我们肩并肩负着同一个担子，我们共用一个酒葫芦。”

1924年至1925年前后，他到荣市联系了包括国立学校教师在内的一批爱国青年知识分子，随后又到河内与当时就读于师范学院的孙光披会面，商讨建立新的革命组织。

1925年7月14日，法国国庆节之际，黎文焕、孙光碧、陈廷清、吴德艳等人齐聚魁山（滨水），决定成立“福越协会”，其名称沿用了在昆岛商议的旧名。黎文焕是协会的核心人物。同年年底，协会派出年轻会员黎维艳出国联络越南爱国人士，拓展协会的活动范围。

在越南，尤其是在义静省，福越协会发展迅速，活动活跃。其成员积极在民众中传播“团结”和“爱国”思想。协会建立了隐蔽的群众组织，扩大了运动规模，并组织了贸易、手工艺和耕作营……以增加资金来源并充当联络点。协会散发传单，抗议法国判处潘佩珠有罪，得到了多方支持……法国殖民者趁机对该协会领导人展开了无情的搜捕。在黎文焕的建议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福越协会更名为兴南协会，并派陈富前往中国与革命青年协会总部会面，商讨协调活动事宜……

当时，法国政府奉行煽动政策，成立了越南中央众议院。一些声望颇高的爱国人士利用这一政策，纷纷参选，希望公开合法地进行斗争。黄叔康当选众议院主席，黎文焕也当选为代表。但很快，由于黄叔康在1929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与驻越南部长弗赖斯意见不合，他宣布辞去众议院主席职务，黎文焕等人也退出了众议院。

为了促进爱国力量的统一，兴南协会先后更名为越南革命党、越南革命同志协会，并商讨与阮爱国领导的越南革命青年协会合并事宜。但由于两会部分领导人意见不合，合并未能如愿。

1928年7月14日，越南革命同志在顺化召开会议，决定改组为新越革命党，党部由荣市迁至顺化。

从福越协会成立至今，黎文焕始终是一位坚定的活动家。特别是，尽管年事已高，他仍然始终支持新事物和年轻一代，这对于当代儒家学者来说实属不易。

同乡丁桂说：“当年轻人问起对改名为新越的意见时，黎文焕说：‘我们是老一辈，只是热情高涨，但对革命运动的政策和方法了解不多。你们是新学者，了解世界形势，要好好思考、好好研究，什么思想好，什么政策能保证成功，那就一起努力，我都同意。我能帮你们的只有两件事：一是钱，我会带动大家捐款；二是如果你们对谁有意见，我会替你们说。我为人真诚，有信誉，大家听我的话，仅此而已。’黎文焕热情坦诚的话语深受年轻人欢迎。”（据阮廷军回忆录）

与革命青年协会一起，新越党在各地广泛组织起来。尤其是在义安省和河静省，低地县都成立了“主要组织”（县党委）。后来，大多数新越党员成为第一批建立共产党支部的核心人物。

黎文焕在此期间担任义静省联谊会会长。他虽然年事已高，但始终密切关注运动发展，积极参加活动，并负责协会的宣传和财务工作。

他把《资本主义》和《义利三位英雄》等书籍从中文翻译成越南语，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解，并从中选取贴近现实的适当段落，编入团员培训内容。

1929年9月，一名越南国民党党员暗杀了专门招募种植园工人的法国人巴丹（Ba Danh），法国政府随即对越南革命组织展开镇压。新越党的大部分根据地也暴露无遗，核心干部也被捕。黎文焕深知形势难逃敌手，便安排将协会的所有工作和资金移交给黎腾（Le Tiem），黎腾是德寿县裴舍人，也是新越义静省际委员会委员。

果然，1929年9月13日，德寿县长派士兵到他家，把他请到府里关押，第二天早上又把他带到荣市。秘密警车和河静卫兵早已等候，给他戴上手铐，把他带到一个关押重犯的密室。他被押出家门后，告诉所有人，这次他可能回不了家乡了，也不会再回昆仑了。他肯定有预谋。殖民地时期的监狱制度对政治犯非常严厉。他绝食抗议。河静副特使前往监狱搜查，谴责严酷的监狱政策，认为这与一个自诩自由文明、像法国一样的国家的精神不符。副特使回答说：“一旦进了监狱，每个人都一样。”他持续绝食，直至七天后（1929年9月20日）逝世，享年53岁。法国人将他的遗体送往医院解剖检验，然后送回村里，迫使其亲属前来认领，将其安葬在忠黎乡。目前，他的墓地已被挖掘，并迁至德寿县公墓。

黎文焕是一位光辉的骑士精神典范。他的去世震惊了全国舆论。

远近友人纷纷送来唁信和对联，悼念他。在顺化被软禁的潘佩珠留下了这样一副悼词：

“你不一样了，我能怎么办？风雨有声，天空醉了；
当你成为人时，你也将永生。宇宙无边无际，月亮永远圆圆的。

翻译：

“你容易，我难，风雨霏霏，天空依旧晴朗；
他是成熟的男人，她不腐，天地浩瀚，月色常圆。